亲爸救陷入传销的女儿, 要怎么样拯救漩涡深处的灵魂

来自湖北荆门的闫家余煞费苦心，他和外甥设计打入广西北海的传销团伙内部，并与打传队里应外合，将女儿强制带出来。

结局要让他彻底失望了，女儿不愿随他回家，还要继续留在当地“奋斗”，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梦。

这个拴住了他女儿脚步的梦，非常宏伟。甚至于闫家余本人也曾深信不疑，这个故事告诉他，中央很重视北海的发展，准备在北海建“3条高铁、9条高速”。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服从“投资生意”，交69800元“投资”，“以后最高可拿到1040万元。”

这样的天方夜谭，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场景之下，都可以被视为99%的骗子。还有1%，在我们不知道骗子的骗术究竟有多可怕，而被骗的人总会有软弱之处。

恐怖在于，处在传销的场景之下，绝大多数当事人对于这样的故事深信不疑。闫家余本人也曾深陷其中，就在于此。之后他侥幸离开传销的窝点，虽然他本人的说法是他对传销本身产生的怀疑，但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闫家余并没有为传销窝点带来任何利润。这是他脱离传销的重要基础，也随后为他摆脱传销的洗脑术带来了机会。

相反，他的女儿成为了传销的铁杆，已经难于自拔。那么，她究竟还能否改变，能否脱离传销的泥潭，能否回归正常的生活，都需要打上很多个问号。

传销曾经困扰过美国，困扰过日本，困扰过台湾，但这些地区都走了出来。唯独在国内，传销愈演愈烈，总有八方飞蛾源源不断的投进火坑。我们的社会究竟该如何改变，才能摆脱传销的困扰，这是个艰难的命题。

非法传销的第一步，始于贪婪或者软弱。落入火坑的传销人员，不可避免的有着突破口。如今的传销，无论种种套路多么精妙，也并非无懈可击。作家慕容雪村曾经为了第一手的体验传销世界，通过渠道参与其中。传销中的各种严防死守，各种拉人下水的套路，软硬兼施，甚至于高强度的洗脑，都令人生畏，甚至于让慕容雪村也产生过动摇。但最终，他还是离开了传销窝点，并将第一手的体验写成了纪实文章。

对于更多受骗的人来说，但凡是对追求财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成为打开传销洪水的最后一道闸门。

置身事外的看客，对于传销人员为何能深陷其中难以理解。这也恰恰是当代中国猖狂传销的绝妙之处，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些完全来自于日常实践积累起来的控制手法，本质上是非常微妙的心理控制游戏。心理学中的一些实验，暴露了普通人都没有感知到的魔障，很有效的从侧面揭开了传销的面纱。

这些心理学实验，也正是用震撼的效果，展示了人类的脆弱。

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着手进行了一项服从实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结果令人震惊的结果，61%~65%的人会遵照权威下达的指令行事，纵使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人性命，我们也会照做不误。其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情景压力对服从的影响。控制人距离被控制人越近，服从的比例就越高。

恰恰如此，传销活动中，特别强调的是同吃同住一起行动，并且传销者进行分工协作，在隔绝外界信息的情况下要求参与者的绝对服从，一同参与到拉拢其他人进入传销网络的工作中来。正如慕容雪村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平时本分善良的普通人，经过服从环节之后，死心塌地的从事着害人的工作。

服从，是很重要的一步，但还不是全部。毕竟，对于服从实验来说，脱离开相应的场景以后，一般人建立起正常的思考，还是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行为。

当他们持续在单一的环境下时，即便衣食住行都简陋到让人无法相信，甚至于不时的遭受压迫，可是参与者对于财富的美梦从未告破。甚至于，这样的环境越差，服从者的服从度和参与度反而更高，似乎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在美国大学里要加入兄弟会，想入会的新生需要先接受学长的一番恶整。费斯汀格让这些新生接受轻重不等的捉弄欺凌。结果发现，遭严重欺侮的新生，对所属群体表现的服从度和忠诚度都高于其他新生。这一幕，又和传销活动何等的相似。

当然，心理学也论证过，改变人的行为和思想，奖励比惩罚更为有效，更为长效的维系传销模式，就需要奖赏机制起作用。

我们通常认为，洗脑要能奏效，一定得借助酷刑威胁或重金利诱。事实上，一些传销中也会高度迷恋暴力，甚至于出现将人殴打致死的状态。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某人从事与其信念相抵触的行为，所得的奖赏越微薄，此人越有可能改变原先的信念。

在传销活动中，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激励着他们持续自己已有的行为。这也是为何不成功的闫家余反而更有效的脱离了传销的控制，他缺乏足够的奖励来帮助自己坚持。

最终，人类追求调和的天性，毁掉了泥潭中的人们。当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两种冲突的状态时，多数人的做法不是去明辨是非，而是追求一种更为舒服的状态，同时去合理化这样一种舒服的状态。这样的做法在平日里似乎并不觉得奇怪，如同环境良好地区的人总会惊呼雾霾的可怕，然而生活在重度雾霾中的人们甚至于连口罩都不太愿意佩戴。

当人们处在一种更坏的环境中时，这样的心理会滚雪球一样带来更大的毁灭，如同常言所说，变成破罐子破摔。他们甚至于强化自己的行为才是真正合理的，并固执的去坚守。如同闫家余的女儿那样，脱离了传销环境之后，她反而积极地追求返回到传销中去，捍卫她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

当这些负面结果全部呈现出来的时候，令人遗憾，又令人震惊。这样的毒瘤一日不除，社会一日不得安宁。

从系统解决传销的角度来说，首要的环节还是建立一个常态的社会观念，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结构。当美国和日本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之后，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越来越平静，不相信有一夜暴富的神话，也就不会轻易接受各种传销骗局的诱惑，从而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那些踏入传销的人群，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

闫家余从事传销前，在广东佛山的工地打工，主要从事城市下水道的施工，“又苦又累”的工地，和微博的收入，他本人也无法满意。更不用说即将面临的老年生活，他非常迫切的渴望能得到更好地收入负担老年生活的种种压力。如果不消除没有不安全感的生活，就永远无法阻止人们奔赴传销的火坑。如同城市中的中产在热情的探讨油腻的中年男人一样，中产热情讨论对于衰老和失业的恐惧，如同底层社会也在绞尽脑汁摆脱匮乏经济生活的恐惧。这需要社会福利保障网络的全面落实，让每个人尤其是经济紧张的人群都能有体面地人生。

对于不幸陷入了传销泥潭中的人们来说，除了在警方的行动下重获自由以外，更需要应对心理陷阱下的洗脑，重新回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幸好现在的学术研究也给了我们更好地参考思路。无论是服从试验，还是认知不协调理论，都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系，那就是给出一个更好地情景，建立一个正常的对标。尤其是基于认知不协调建立的错误认知，最为有效地一个办法，就是建立感同身受的场景，平衡传销参与者已经错误的认知。

对传销参与者来说，他们的世界已经或多或少改变了。对于洗脑程度较轻者，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快速的恢复正常生活，摆脱错误的价值观，摆脱对权威的服从。

对于洗脑程度更重的人士，作为熟悉传销活动但是又走出来了的人士，他们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能更为有效地触及传销参与者的内心，帮助传销参与者建立新的心理平衡点。

不容忽视的是，传销组织者动用了多大的力气来洗脑，传销的参与者就需要更大的力气来平衡。为此，这绝不是普通家庭就能承担的任务，而需要专业有组织的力量参与。

幸运的是，有一批如同李旭这样的人，他们曾经是传销的参与者。但是今天，他们现身说法，利用自己对于传销组织的了解，反过来协助警方打击破获传销犯罪活动，同时帮助传销参与者摆脱洗脑的劝说，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除了这些经历过传销的人组建的民间协会支持帮助传销参与者摆脱泥潭以外，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这只是治标。从治本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心理的扭曲，都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缩小贫富差距，不能为所有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网，即便逃离了传销，依然还有无数的陷阱等着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可怜人。

传销作为一种社会病，需要社会的健全，来清除这一枚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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